极富潜质的智士型学者记延边大学时期的李政文先生

省人大副主任李政文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使人难以忘怀，尤其是他在延大工作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人生记忆。
1961年，李政文先生作为民族干部培养对象被推荐到延边大学朝文系学习。他品行端正，学习成绩优异，组织能力强，深受师生的信任，先后担任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学习部长等职。据老教授们的回忆,大学生时期的李政文刻苦钻研,尤其善于理论探讨。任学生会学习部长时，他组织大学生理论研究小组,经常开展理论研讨会,时任校党委书记的李羲一多次参加研讨会同大学生一起学习讨论。大学生临近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因此没能按时毕业，直到1968年才毕业分配到图们橡胶厂。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下半年，在郑判龙、玄龙顺等系领导和老师们的力荐下，他调入延边大学朝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从1978年调入延大至1983离开学校担任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李政文先生在延大工作了5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面。起初，他为了了解自己的讲课效果，让夫人韩今玉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听他的课，并及时听取她的意见。他主要研究中国朝鲜族文学，同时对中国朝鲜族历史与人物书写、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也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颇有心得和建树。尤其对鲁迅与朝鲜文人之间的往来这一珍贵史实他率先进行了研究。他曾在国家核心刊物《世界文学》（1981）发表《鲁迅在朝鲜》，在《新文学史料丛书》（1983）发表《鲁迅接见朝鲜友人的一封信》，在《延边大学学报》发表《鲁迅在朝鲜人民心中》，在《阿里郎》（1983，13期）发表《鲁迅和朝鲜人》。李政文先生对鲁迅的研究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关注，他的文章转载到《文摘报》（1983）、《人民日报》（1983）和日本的《三千里》（1986）等刊物。
李政文先生收集整理了许多鲁迅日记和历史文献，考证了鲁迅与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李陆史等朝鲜进步文人之间的交流往来。可以说这些研究在鲁迅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他还分析论证了鲁迅作品对朝鲜读者的深远影响，发表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据笔者所知，论述鲁迅和朝鲜文学乃至鲁迅与朝鲜文人之间往来的所有论文中，李政文先生的文章是最具特色的，而且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级别也是最高的。学问在于创新，可以说在鲁迅与朝鲜文学、鲁迅与朝鲜文人之间的交流这一学术领域，当时在中国，李政文先生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李政文还发表了《二十世纪初朝鲜族唱歌初探》(《延边大学学报》1982)，《金昌杰与他的解放前小说》（《文学评论集》，民族出版社，1982），《为了民族文艺的发展》（文学与艺术，1984），《改革时代与创作思想问题》等近20篇论文和评论。
当时，朝鲜族文学史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李政文先生关于金昌杰小说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论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广阔的文化视觉，适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与传记批评方法，对金昌杰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此外在唱歌研究等领域也颇有创见。他结合朝鲜族文学研究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对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文艺思潮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围绕朝鲜族文学中体现民族特色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的论文论点明确，逻辑性强，富有知识性。
李政文先生在翻译整理朝鲜族文学作品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著名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81.8,上海文艺出版社，高等学校文科教材，120万字)收录了近8万字的朝鲜族文学作品，李政文先生担任了翻译和审阅工作。其中民间文学作品有《阿里郎》《自由歌》《延吉监狱歌》等民谣、唱歌和抗日歌曲，还有郑吉运的《天池水》《百日红》，金昌默的《糜子》等民间故事。他还翻译了李旭的《战士回来了》，金哲的抒情诗《山村的母亲》，金昌杰的短篇小说《暗夜》，崔贤淑的短篇小说《金丹》，朴英一的多幕剧《长白的儿子》等。可以说，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在朝鲜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当时来说，朝鲜族文学作品还没有翻译介绍到中国主流文坛，选入大学教材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李政文怀着把朝鲜族文学介绍给中国主流文坛和列入大学讲坛的使命感从事翻译、审阅工作，在朝鲜族文学研究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政文先生不仅在朝鲜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整理方面成果显著，而且在整理研究朝鲜族历史和人物方面也硕果累累。他曾与玄龙顺、许龙九等先生共同撰写《朝鲜族百年史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985）。这部著作是朝鲜族文坛上最早出版的一部朝鲜族史话。
李政文先生亲自收集撰写的文章有《东北的水稻史》《参加广州起义的朝鲜族战士们》《走过雪山草地》《青山里歼灭战》《勇敢的侦查兵们》《“南社”朝鲜族诗人申柽》《二十世纪初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美术家韩乐然》等28篇，字数达29万字。他的文章通过具体人物和事件阐述了朝鲜族跨境开垦土地的移民史，描述了朝鲜族革命家们参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开展抗日运动、民族教育、文化运动的历史，展现了朝鲜族解放前的苦难历史和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东北的水稻史》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朝鲜族在移民初期开垦农田的故事，指出“东北的水田是用朝鲜族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回顾过去就会发现，由朝鲜族农民开始的东北水稻生产发展史是与反动军阀政府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死斗争的过程。”这一论断表现出他对时代本质和朝鲜族历史功绩的透彻认识和判断能力，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邃思想。此外，还有《参加广州起义的朝鲜族》《朝鲜族战士参加南昌起义》等两篇文章，记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朝鲜族战士参加两次主要起义的革命事迹。李政文在《朝鲜族战士参加南昌起义》里指出：“朴仁、姜石弼等数十名朝鲜族战士也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战斗，他们的斗争精神和业绩将与八一纪念日一起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永放光芒。”在《青山里歼灭战》一文中，详细记载了金佐镇、洪范图等独立军将士们的抗日战绩。《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游击队中的活动》一文，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以朝鲜族为轴形成的南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宁安游击队、辽河游击队的形成发展和他们的伟大业绩。
李政文先生的史话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境界、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他把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具体人物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从崭新的叙事视觉进行入木三分的议论，表现了作者透彻的历史意识和犀利的分析能力以及力挽狂澜的写作风格。
李政文先生撰写的史话，尤其是人物传记在中国主流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族在云南讲武学校》《走过雪山草地》《南征北战，戎马终生》等三篇文章，书写了朝鲜族著名革命家杨林的事迹。人物小传《杨林》被中国党史研究会收录到《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6期，陕西出版社，1980.10），《南征北战，戎马终生》也被收录到《吉林英烈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为了收集朝鲜族文学史料，李政文先生乘火车遍赴东北，还去了广州、杭州、长沙、桂林、南昌、扬州、重庆、西安等地，翻遍了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发掘了珍贵的资料，采访了许多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可以说他的史话作品是用双脚和汗水谱写的。
1980年上半年，李政文先生来广州收集资料，住在中山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当时我正在中山大学进修，有幸见过他几次。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朝鲜革命家们参加“广州起义”的故事。他说“咱们的前辈们非常了不起。参加广州起义的就有100多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斗士。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也浸染了朝鲜族的鲜血，这一点必须用文字记录下来。”对我来说，他的话不仅新奇有趣，而且意蕴悠长。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不仅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他可贵的品格和浓浓的情谊。李政文先生调到延边大学后，一家四口人住在卧龙山脚下的一间不到20平米的简易房里。当时他家生活并不宽裕，还要照顾农村的父母和弟妹。但来到广州非要请我吃饭，于是我们坐公交车来到广州中心北京街一家面食店，每人点了一碗两角五的面肉汤，劲道的面条，油炒辣椒，这是羊城有名的特色小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聊。走出饭店后，我们每人吃了一根5分钱冰棍，那天广州气温34度，但顿然觉得凉爽多了。这一顿饭很简单，连一杯啤酒都没有喝，但淳朴的人情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永生难忘。
李政文先生离开广州去杭州的前一天，我到中山大学办公室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小心丢了去杭州的火车票。我急急忙忙去了他住的旅店，分明是在旅店丢的，但找不着。他焦急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从广州到杭州的票价是20多块钱，当然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了。但他毅然决定花自己的钱也一定要去杭州收集资料，对他来说资料比钱更重要。
站在延边大学讲坛的5年时间里，他做了太多的事情，是一位在主流学界崭露头角的朝鲜族学者。他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使命感，清晰的头脑，犀利的分析能力，诚实的学者姿态，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可用朝汉双语自如写作，因此朝文系的老师们盛赞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志士型学者。是的，李政文，不愧是极富潜质的志士型学者,如果他在大学继续搞学问，肯定能成为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大学者。
延边大学为曾经拥有像李政文先生这样的优秀学者而感到荣幸和骄傲。他永远是延边大学的学生、永远是延边大学的老师！他的人格、学术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延大人不断前行！